世界需要传统中医
　　法国参议员盖雷先生说，研究和统计证实，贫困国家有80％的病人没有办法求医用药及采用西医的治疗方式，因此他们转而求助传统医药。在智利，这样的居民占70％，印度占65％，哥伦比亚占40％。另一项事实表明，在全世界4000万艾滋病血清检验呈阳性的人群中，至少有800万已经发展为艾滋病患者，必须进行治疗，但仅有150万病人能够接受对抗疗法及相应的护理。虽然西方国家花费越来越多的财力用于医学研发，但能够获得这些昂贵新药或是疫苗的人却越来越少。因此，应该在医药成本与可消费人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。“在这方面，中国的传统医药有不少成功的例子。”盖雷说，负责成都某医疗中心的罗颂教授被奥斯汀大学注意到的时候，正在以中医药治疗包括艾滋病在内的病人。奥斯汀大学为他提供了教授职位，供其传授中医学。该大学还建立了中药植物园，并开始用药用植物治疗。这些药用植物被允许制成粉末等剂型，其药力比植物强4倍。在大学诊所里，虽然不能报销，但许多医生都在开具这些药物。在美国大学附近，有9个类似的医疗中心。盖雷参议员最后说：“传统医学很长时间被隔离在一个类似贫民区的空间里，我们必须走出这种孤立状态，使其合法化，并向其学习。”
　　巴伊先生以科学研究证实了中医药在治疗、预防或延缓疑难病症方面的作用。他说，华盛顿大学对中国研发的治疗疟疾最有效的青蒿素进行了新的研究，其成果说明它“在对抗乳癌和白血病的癌变肿瘤细胞方面，也表现出活跃的可选性”。

　　疗效是最好的沟通
　　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委员会副会长、欧洲科学院院士郭纪生主任中医师介绍了自己从事中医、传播中医54年的经历。其父郭可明先生上世纪50年代在河北石家庄以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——流行性乙型脑炎，并使其死亡率由50％降低到10％，获得了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，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。他跟父从医多年，并参与了治疗乙脑的全过程，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。SARS期间，他治疗确诊病例12例、疑似病例11例，30天后，23位病人全部康复出院。一年后追访，这些病人无一出现骨坏死等后遗症。今年，他的《SARS在中国的流行、治疗实践及根治技术》论文在巴黎“世界呼吸系统疾病与免疫力”学术大会上发表，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。郭纪生感慨地说：“实践证明，疗效是最好的沟通方式，也是打开交流之门的金钥匙！”他认为，除必须不断提高疗效外，中医走出国门还要做不少工作，如说服各个国家从法律上给予中医合法地位，加强对外宣传力度，下大力气培养一批有水平的中医药对外交流人才等。